自上海启动共青团组织改革试点后,团干部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他们的来历、去向、发展也都成了热门话题。  说到团干部,大家比较熟悉的多为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因为他们转岗后大多成了年轻的地方大员,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前不久介绍的孙金龙即是如此,当年他从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转任安徽省委常委,如今前往新疆工作,成为正部。  事实上,团中央的部长群体也是精英云集,他们是年轻的正局级干部,很多人三十五、六岁就走上局级领导岗位,由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岗位有限,部长们也会在一定年龄转岗,这批优秀的年轻干部从政之路如何呢?  “两会”期间,江西传来一则人事任免消息:李小豹任中共萍乡市委书记。李小豹是谁?这要从6年前的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说起。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领导干部要从基层来到基层去”。讲话提到,干部队伍中“三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干部多、基层经验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之后中组部决定从各中央机关派出60名正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李小豹正是其中之一,他由团中央学校部长调任南昌市委常委。  在团干部中,李小豹进步颇快,31岁正处,34岁副局,39岁正局。转岗到地方,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机遇,他也很看重这次机会。在中组部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坦言:“在团中央时,很多工作可以按部就班、等领导指示,但在地方,经常是遭遇战、突击战,需要当机立断的勇气和实时应变的智慧”。  2013年,李小豹就任萍乡市长。作为曾经的资源大市,萍乡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难题,一度还受到官场腐败问题的困扰。李小豹上任后亲自率队到北京学习首钢搬迁成功经验,以求加快萍安钢铁公司转型发展,他的务实作风得到了当地官员们的点赞。  李小豹的从政之路在团中央部长中颇有代表性,与他同时期、同年龄段的团中央正局级干部转岗后,鲜有到中央机关工作的,大多数前往了中西部地区的地市任职,当起了“父母官”。比如同李小豹一批到地方锻炼的团中央组织部长万超岐,当时转任藏北高原的阿里地委书记,在那一批干部中,他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艰苦。万超岐主政阿里的几年时间里,国道219线油路全线贯通,省道301线开始铺油,昆莎机场顺利通航,狮泉河水电站建成,并网光伏电站投入使用,当地基础设施面貌为之一新。在作出突出政绩的同时,他个人的综合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提升,如今已出任自治区政法委副书记。  除了李小豹和万超岐外,类似的干部还有安桂武,从团中央统战部长转任吉林省吉林市委副书记,如今已出任吉林省发改委主任;陈光浩,从团中央学校部长转任四川南充市委副书记;阳向东,从团中央组织部长转任贵州安顺市委副书记,现任铜仁市委副书记,关海祥,从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长转任重庆江津区委副书记,现为重庆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说过,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多来自各行各业,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相比于这些书记,团中央部长们的经历则有所不同,他们大多一直在团系统工作,经历高校团委、团中央处级、局级岗位,虽然进步快,但鲜有基层工作经历,这也成为他们从政之路上的一块“短板”。  不论从中央培养干部的角度,还是从团干部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转岗当地市领导,显然比继续留在大机关更有锻炼价值,正如李小豹所言“经常是遭遇战、突击战”,这样的经历可视作职业发展中的一次补课。而中央在培养他们的过程中也注重稳健为上,而非“一步到位”:团中央的部长们原本就是正局级干部,但转到地方后先从党委副职干起,锻炼充分后再逐步走向重要领导岗位,充分说明了多岗位历练的重要性。  习总说,干部干部,干字当头,后备干部不要放在温室里培养。当前对团干部的培养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路,虽然看上去他们的进步脚步放慢了,实际上是走得更稳了;转岗时看起来是“降职”了、台阶增加了,事实证明,经过逐步锻炼后一样能担起重任。  各个领域的干部成长环境不同,身上都有可取之处。基层干部在基层深耕多年,不要因为年龄大一点就忽视他们的潜力;团干部长期在机关工作,不要因为基层经历不足,就挂在一边而忽略他们干事创业的冲劲。简而言之,就是要把“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用好!责任编辑:

原标题:昆明口岸从进境多肉植物中截获大洋臀纹粉蚧  中新网昆明4月12日电 (记者 胡远航)记者12日从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该局近日在从荷兰进境的多肉植物中检出有害生物大洋臀纹粉蚧,这是昆明口岸首次从进境多肉植物中截获该虫。  近年来,多肉植物作为盆栽新宠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进境多肉植物呈种类繁多、来源广泛、进境方式复杂等明显特点,疫情风险极大,已成为当前进境植物检疫监管面临的一大新挑战。  近日,725株来自荷兰的多肉植物石莲花进境,经检验检疫人员现场和实验室检疫,发现大量蚧虫,鉴定确认为大洋臀纹粉蚧,为中国大陆未见分布的有害生物。这也是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自2015年年底在进境多肉植物中检出石蒜弗粉蚧后,再次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  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植检处副处长陈云勇介绍称,大洋臀纹粉蚧食性杂,寄主植物有250多种,主要为害热带和温带水果,也可侵害大豆、玉米、马铃薯、观赏花卉等重要经济作物。主要分布于东南亚、非洲热带及中国台湾等地,在中国大陆尚未分布,一旦传入,将给中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威胁。  目前,该批多肉植物已被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依法进行了除害处理。  陈云勇提示,多肉植物为有害生物高风险传带产品,国内花商或市民购买境外多肉植物一定要按检疫法办理相关手续;为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建议和国外商签订合同,督促其做好除害处理。  陈云勇呼吁,为严防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全社会应行动起来,不做外来有害生物的传播者。他透露,2016年一季度,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截获有害生物239种、4403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31种、877次,截获种次同比增长334.16%。(完)责任编辑:

新华社海口4月28日专电 题:一年半“吃”掉公款140多万元——海南东方市两村财务乱象调查  新华社记者李金红、邓华宁、罗江  一年半“吃”掉公款140多万元;百余元的垃圾桶报价580元;6000余元的灯具报价1万多元;不到32平方米的厕所报建100平方米……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桥南村和板桥村在获得近6500万元征地补偿款后,村干部组织公款旅游、大吃大喝,已被纪检部门调查。  这一事件背后暴露出部分农村基层财务管理漏洞及基层权力监管缺失等问题。    板桥镇党委书记林明舜去年7月任职后,板桥、桥南两村村民就一直反映上届村干部公款大吃大喝、虚报冒领征地补偿款等问题。他建议公开这两个村的财务情况,并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记者在海南方正会计事务所今年3月完成的两份审计报告上看到,桥南村上届村委会任职的2011年1月至2013年8月期间,共计报销272次,其中餐饮报销高达164次,开支餐费101.4万元。特别是2012年初至2013年8月间,桥南村与板桥村共“吃”掉了140多万元。  “八项规定”对用餐标准、陪餐人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参照《海南省直机关差旅管理办法》以及东方市政府有关规定,“八项规定”出台后,误餐补助应根据午餐、晚餐的实际误餐情况,按每人每餐40元定额补助。但板桥、桥南两村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超人数接待吃喝。在2012年12月“八项规定”出台的当月,就几乎天天吃,动辄都是千元以上,桥南村吃喝高达43次,餐饮费用计10万多元;2013年3至5月,桥南村报销了25张金额均为4900元的餐饮发票。  这些餐饮发票的报销内容主要是“工作餐”,所称被接待的单位五花八门,还有大量无接待单位人员和陪餐人员明细的工作餐。  海南省百佳村官候选人张学斌说,“八项规定”后一个行政村全年的餐费通常也就几万元。若按40元每人每餐的标准计算,桥南村2012年12月餐饮支出相当于80人每天公款吃喝一餐。  对于村民反映的村干部公款大吃大喝问题,板桥镇村级财务代理服务站副站长麦旭华说,5000元以下发票只要村主任审批,村支书审核即可列支。  审计报告显示,两村有大量面值在4000元左右的餐饮发票。板桥村上届村委会每次用餐以3000元至4000元居多,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桥南村村委会民主理财小组查出大量虚假、违规开支。如2011年5月2日至2011年8月20日在板桥王定皮如意批发店购买酒水3.3万元,用南中国大酒店发票充账。2012年9月28日两委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出岛考察多报餐费2.52万元。    审计报告显示,两村“旧城改造”项目所得征地补偿收入约6469万元,其中支出方面存在工程造假等问题。  上届村委会任职的两年多里,两村工程支出约737万元,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糊涂账。如桥南村报建100平方米的公共厕所实测不到32平方米,报建380米长的硬化道路却未见踪影。再如,市场报价每套6000余元的太阳能路灯实报造价1.3万多元;市场百余元垃圾桶实际报销580元。此外,排水沟、桥梁、化粪池也不同程度存在价格虚报的问题。  对于村民反映上届村两委干部存在的问题,桥南村原村支书林某、原村委会主任陈某、板桥村原村支书高某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称,工程报价由施工方确定,他们不大了解行情;关于吃喝费用过高,是因为“旧城改造”项目工作量大,许多工作都需安排用餐;关于公款旅游,主要目的是考察项目和招商引资。  对于一些村级公益项目走过“一事一议”流程的说法,东方市财政局有关人士予以否认。据记者调查,上届两村村委履职期间,仅有道路硬化、排水沟项目走完“一事一议”完整流程。另有两次路灯项目,在申请到40%的财政拨款后,并未申请结算评审,市镇两级多次催促无果。  多名熟悉镇村财务制度的干部表示,镇村两级财务监管制度漏洞多。如5000元以下的开支,村两委干部可以自行决定。两村有大量面值在4000元左右的餐饮发票,他们有可能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逃避监管。对于“一事一议”项目,只要经过镇村两级通过后,财政拨付的首批40%的工程款可直接划给施工单位,市一级的监督缺位,镇村两级干部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极易套取上级财政拨款。    记者了解到,对村民反映的问题,早在2013年,东方市纪委、审计局、司法部门就曾介入调查。3年前,审计部门派出两名审计员协助纪委核实两村财务数字,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份审计报告落款仅为板桥镇审计组,并无东方市审计局签章。  现任桥南村村委会主任陈屯昌说,由于上届村委会财务混乱,账务账本迄今未顺利移交给本届村委会,近3年来村务工作进展缓慢。  “村干部权力虽小,却是连接基层农民和上级政府部门的纽带和桥梁,部分农村地区歪风盛行的背后,是农村基层政治生态的破坏。”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施耀忠表示,一些村干部将人财物三权集于一身,防止基层贪腐还需规范权力运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目前村级财务公开制度在部分农村落实不到位,村民看不到、看不懂财务公告,由此引发对村两委干部异议。“不能简单地贴张数字公告,还要配以详细说明。同时,在继续强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决策作用的基础上,发挥第一书记等驻村干部的监督职能。”  东方市纪委书记周雷表示,日前东方市纪委已派出十几人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板桥镇,对第三方审计机构发现的问题逐一调查核实,查明涉嫌违法问题后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责任编辑:

笔者前不久去南方某县调研,该县信访局长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大地图吸引了我:居然不是当地的区划图,而是详尽的北京市区图,上边还画着许多红圈。问及原因,那位领导同志也十分坦诚:“每年赴京‘截访’的任务很重,不熟悉地理环境不行啊。”至于画圈之处,基本都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区域。  千里之外,用心至此,不可谓不认真,只是这份认真偏离了“靶心”。群众的来信来访,大抵事出有因、有所冤抑,应当依法接访、妥善解决。相反,不把精力放在权利的维护、矛盾的化解上,只担心捂不住怎么办,只焦虑出了事上边怎么看,动辄一截了之、一压了之,非但无助于群众利益,还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堆积起更多的不良情绪,酿成一次次无谓又烦心的“折返跑”。  此类舍本而逐末、南辕而北辙的事情,现实中屡屡上演。某执法局面对检查组,心思不在改进工作上,却搞来检查人员的照片,要求对照辨认、第一时间上报,以便“做好准备”。巧的是,如地图上的红圈,那照片也都一一编上序号、标示清楚。试想,一门心思只琢磨应付检查,业务本身谁来改进?若把这份“精益求精”的劲头,放在为民务实清廉上,何愁工作局面打不开、群众满意度不高?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拎得清工作中的“本”与“末”,做起来才能有的放矢,事半而功倍。其实,为群众的情绪找到出口,为群众的诉求寻见门路,较之一时一地的“严防死守”,效果好得多,成本也低得多。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各个部门有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责,但维稳的只顾维稳、不顾维权,执法的只管上级检查、不管群众意见,就是找不准过河的“船”与“桥”,最终只能于事无补、徒劳无功。  比地图上的红圈、照片上的序号更难擦的,是人心中的“红圈”与“序号”。很多时候,一些干部不是算不清这笔账,不是不懂得“本”与“末”的关系,而是在算盘里加入了私心杂念,倾斜了公义的“天平”。比如,有的人觉得,“帽子”是上边给的,遇到事不“拦”下来,会影响进步。有的人认为,干得好不如宣传得好,平时的口碑不管用,关键时候还得看“业绩”。对这些人,不妨扪心问问,我们干事创业仅为个人升迁吗?如果不顾群众的福祉,做再大的官,又有什么意义?  “为民”第一,还是“求利”第一,党员干部的人生境界高下立见。“凿川当凿源,植木当植根。修身有本末,请自心术言。”擦去地图上的红圈,我们的工作将会从治标走向治本,收获更多的群众满意;擦去心中的“红圈”,我们的事业将会从小我走向大我,成就更为踏实的本色人生。(伍石)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责任编辑:

新华社西宁4月9日电 (记者李亚光) 近日青海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部署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提出将力争于5年内建成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地,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 公里。根据部署,青海将以“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为目标推进工作,最终于5年内将园区打造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 明先行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示范。  据介绍,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气候启动区之一。上世纪末,人 类牲畜活动加剧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这一地区草原、湖泊、冰川等生态系统发生退化。为此,国家于2005年建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10年来累计投入的资金接 近90亿元,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经过10年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草地产草量整体提高了30%。”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室主任李晓南说,但目前仍存在社会保护参与度不高、牧民增收渠道狭窄,政府各部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立,将整合各部门、各地区职能资源实施生态整体系统修复,以理顺三江源保护机制、提升保护科学性。同时更加注重相关农牧民生活的改善,通过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打造一批可吸纳就业的旅游、有机农牧等绿色产业,让群众共享生态保护红利。责任编辑:

分类:科技

时间:2016-08-09 14:24:12